正因为如此，立法者同时又为其设立了诸多除外条款。
关于个人隐私利益与数据经济之间的张力，朱烨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公司隐私权纠纷上诉案颇具典型意义。场景理念的这一立场，也与前述隐私公开的相对标准吻合。
[39]人们通常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个人信息一词，这也是本文使用隐私信息代替个人信息的原因。固然，个人信息具有可识别性，其既是个人标识自己的工具，也是他人识别个人的工具。可间接识别信息一旦与其他信息结合获得直接识别的能力，又将落入隐私权的保护范围，除非获得授权，商业利用又丧失合法性基础。作者：房绍坤，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财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例如，教师的电话号码不仅在朋友圈内传播，也常为不够熟悉或未曾谋面的学生、多方打听的服务需求者获知。
这些个人信息有时也会被他人通过一定途径知晓和利用。隐私信息既已进入陌生人关系，便不受隐私权保护，但在许多情况下又有保护的必要，故另设个人信息一词，以示与隐私的区别。只有当文本文义的明显荒唐确有发生灾难性后果之虞，才能诉诸人民通过修宪改变文本文字，否则，法官只能依据文本文字进行解释。
[38]其五，监督程序不同。[16] Henry Campbell Black: Construction and lnterpretation of theLlaws, 1911 by West Publishing Co.,p23。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有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行政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二、人民的代理人 既然检察权的本质特征是代理，就须追问代表谁？代表什么利益？如何代表？由于检察权深受其国体和政体的影响，检察权在不同时代代理不同人的利益。
《决定》和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区分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权之作为相对独立的宪法权力而非单纯刑事公诉权在于检察权是人民的代理人，代表人民参与各种诉讼，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列宁言：一般监督权是以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及对违法决议提出抗议的方式，代表国家对一切政权机关、经济机构、社会团体、私人组织以及私人的行为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其次，法律至上意味着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监察机关依法调查、法院适用法律，检察机关监督法律的执行。
从两部法律的规范用语来看，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而未提及代表国家，说明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代表的并非是仅仅是国家利益，而是也包括公共利益。[30]这种检察权二分观点的基础是公诉权核心论，其逻辑前提是将检察权、法律监督等同于公诉权，并将检察权局限于刑事诉讼，认为除公诉权外，检察机关还享有一般监督权。监察监督的对象虽然是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但并包括国家机关，具体包括执政党成员在内的六类人员。美国法学家说道: 法律解释须援引规范同一主题的宪法和制定法条款。
法律监督的性质决定了检察机关对行政主体违反法律行为的监督主要是通过诉讼程序进行的，具有个别性、程序性等特点。在解释学上，无论是宪法文本主义还是制定法的文义解释，都要求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不得明显偏离文本文字。
国际法律文件和各国宪法使用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我国宪法51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28] 韩大元:《宪法文本与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9。
在形式主义看来，只有文本文字才构成法律，文字以外的资料不属于法律，应严格禁止援用。[③] 认为检察权的核心是公诉权等于间接承认检察权与公诉权同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无视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文字的浅白和显明含义。检察独立意味着检察权独立于行政权既不表明检察机关有权监督所有国家机关，也不表明检察机关享有对行政权的一般监督权。[⑦]文本永恒，唯有文字才是最为体现人民意志之处，只有在文字中才能查明人民的真实意图，最好地促进人民授权的目的，最好地保护他们的权利、财产和自由。监察监督是国家监察机关对涉嫌违法和犯罪的公职人员进行的监督，其与法律监督在监督性质、监督目的、监督对象、监督方式、监督程序、监督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具有明显与本质不同。Henry Campbe black: Construction and lnterpretation of the Laws, 1911 by West Publishing Co.,p25. [14] 转引自[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 年，第 69 页、76 页。
又如，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便可聘请律师，但是，在监察程序中，被留置的涉嫌违法犯罪的公职人员却没有聘请律师的权利。一般监督权的定义明显不符合我国宪法对检察权地位和性质的规定。
因之，《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条不但不是对检察权人民授权说的否定，反而是最为有力的佐证。转引自万毅：《台湾地区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第198页。
It has its origin in common sense。法律监督和监察监督都包括对涉嫌违法犯罪人员的调查，但是，法律监督中运行的是侦查权，监察机关运行的是调查权，包括询问、谈话、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勘验、提交等，其对公民人身自由、财产、住宅、物品、通讯自由等限制的程度更高。
根据宪法，人民检察院对立法机关没有监督权，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是通过互相配合、互相配合，对法院的监督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的，因而人民检察院对国家机关的监督仅至于对行政机关违法犯罪行为的监督，其监督方式包括非诉监督和诉讼监督。卢埃林.戴维斯说道: 普通法的一个显著规则是，在解释书面文件时，必需严格地排除所有外来的证据，他们坚持文件的含义只能从文件所使用的语词里面确定。检察权来自人民授予的依据有四。换言之，即意在言中或者万变不离其宗。
就人大授权说而言，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同样须求助于人民，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由人民选举组成。参见龙宗智：《检察官客观义务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23]人大二次授权说认为，检察权是由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权力的第二次分配，[24]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检察官在成为公共利益代表之后，除了代表国家提起公诉之外，并没有放弃对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公益诉讼的参与。
一府一委两院仅表明检察权与行政权、监察权和审判权平行，检察权既不与立法权平行，更不高于检察权，因而没有审查人大立法的宪法能力,且检察独立只意味着检察权独立于行政权，并不独立于立法机关。法律监督适用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对涉嫌犯罪人员的人身财产等的限制严格依据刑事诉讼法，包括拘留的时间、律师介入等。
检察权来自宪法设计，无论是人民授权、宪法授权、主权者授权，还是人大授权、人大二次授权，都说明检察权的根基深植于民主集中制这一宪法原则，其核心深藏于权力分工与监督之中，其功能未必仅限于刑事诉讼。前者形式即文字，也是严格解释。明显偏离文本文字的解释是不允许的，将检察权等同于公诉权既是对其宪法含义的歪曲，也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知欠缺，还是宪法和法律解释技术的匮乏。[21]人大授权说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是由权力机关授予，并接受其监督。
历史上，伴随着国体演进和变迁，检察权曾作为不同利益的代表，分别是国王代理人(法国、英国〕、主权代理人、公共利益代理人(中国苏维埃、日本)、法律守护者(葡萄牙)、行政机关辩护人(美国）、行政机关代理人(现代法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检察权和监察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检察权并不高于立法权，因而无权监督立法机关。
[⑩]这正是阐释（construction）和解释（interpretation)的区别所在。根据我国宪法，宪法监督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合宪进行审查的权力，[40]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组织和个人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监督。
